摘要：以马文卫的散文集《怡里手札》为研究对象，从传播学视角分析其文本结构、写作风格、传播路径和社会影响。《怡里手札》记录了作者在云南怡里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过程中的真实体验，呈现了乡村生活的丰富面貌。本文首先梳理作品的四辑结构，分析其中体现的乡土文化、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随后探讨作品传播乡村振兴理念的过程；继而评析其在唤起对乡村记忆、激发公共关怀方面的积极影响与不足；最后从文学与政策、记忆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出发，提出进一步丰富乡村书写和深化传播效果的建议。

关键词：《怡里手札》；马文卫；乡村振兴；乡土文学；传播学；社会影响  

引言

《怡里手札》背景：马文卫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25年出版。作者长期扎根于云南偏远地区从事乡村振兴等工作，他的写作不是抽象的文学构想，而是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书中目录显示，该书分为四辑，分别是“第一辑：两桌人的村庄”“第二辑：乡厨李梦席”“第三辑：一个人的田野”和“第四辑：人间至味红薯香”。每一辑都是对具体人物、事件和乡土风貌的记录，既呈现了当地的风俗、人情和自然景观，也反映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复杂现实[]。书中使用第一人称，率真地讲述自己走村入户的见闻，比如在“第一辑”开篇，他描绘了自己冒雨在山中行走、与村民一起耕耘山野、采菌、煮食的情景，并自称“马布衣”，认为用诗酒抒怀“旧事”成为他的使命。书中还有对村民生活细节的记录，比如陪同村民江波一家摘万寿菊并了解收成情况，随后遇到彝族仆拉人送葬的场景，写到送葬队伍抬着纸做的黄牛、水牛，鞭炮声在山间回荡，借此呈现当地独特的葬礼仪式。还写到访问失明女孩和智障少年家庭时的所见所感，表现了扶贫工作背后的复杂心情。另外，他回忆自己 2018 年作为驻村工作队员在小塘沟老村委会生活的情景（夏夜闷热，蚊虫叮咬，他常去江边赏萤火虫以自娱），这些细节突出了驻村工作者的孤独与辛苦。通过许多真实场景，勾勒出一个既充满温情又面临挑战的乡村社会。

讨论动机：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治理和文化传承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与政策文本和官方宣传不同，《怡里手札》是一部来自基层第一线的文学作品，基于亲身经历和细节描写，将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以札记形式呈现给读者。这种从个体视角出发的叙事具有高度的传播价值：一方面，它帮助读者理解乡村振兴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另一方面，通过真切细腻的文字，它传递了乡村生活的复杂性和文化多样性。中央政策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这一背景也为《怡里手札》的社会传播奠定了现实意义。作为传播学研究者，我关注的不仅是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更关心这类作品在社会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因此，借助《怡里手札》这一案例，探讨文学作品在乡村振兴传播中的角色。通过分析马文卫如何在作品中传达乡村振兴理念、展现乡村文化以及塑造扶贫者形象，可以深入理解文学叙事在公共传播中的力量，也为今后的乡村文化传播和政策沟通提供参考。

讨论目标与问题：旨在从传播学视角梳理《怡里手札》的传播路径和社会意义，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传播路径：该书通过哪些媒介渠道传播？作者个人的驻村经历与作品的传播如何相互促进？（2）传播内容与效果：书中对乡村生活的描写（如扶贫济困、村民送葬仪式、驻村夜晚的生活等）如何影响受众对乡村振兴的认知和态度？（3）社会责任与价值观传播：作品如何通过对乡村个体命运的关注体现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叙事能否在社会层面引发对乡村问题的讨论和行动？（4）局限与挑战：在传播过程中，该书可能面临怎样的读者群限制或理解差异？其反映的乡村现实是否容易被城市读者接受和共鸣？通过回答上述问题，希望揭示文学作品在乡村振兴语境中的传播价值，并探讨如何进一步运用文艺作品促进乡村文化认同与公共政策传播。

《怡里手札》的文本结构与传播性

作品结构与主题概述

该著作是一部由四辑组成的散文集，目录显示，每一辑下又包含若干篇各具特色的散文，如“石匠张福田”“冰花记”“山歌悠远”“群众乐事”等，这些篇章以人物、小记或地方风物为题，铺陈出一个南方山村的生活图景。作者以自己在怡里村开展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的经历为主线，穿插回忆与现实，呈现出一个兼具乡愁和现代化冲击的乡村世界。

第一辑：两桌人的村庄。通过二十余篇小记，集中描绘作者驻村初期的见闻。开篇“潇潇山路穷秋雨，淅淅溪风一岸蒲”一语，奠定了作者走进山村的诗意基调。作者写自己冒雨行走于松林山路，为扶贫济困奔走，与村民一起耕耘山野、采菌、煮食，还自号“马布衣”，誓言“用诗酒来抒怀他们的旧事，这将成为我一生的使命”。这种自我定位使得文本既是散文，也是田野笔记。随后，作者记录了在白石岩村遇见送葬队伍的场景：彝族仆拉人抬着纸制黄牛、水牛，孝男孝女戴白头巾，在鞭炮声中为逝者送行。借此叙述当地不念经、唱戏送别的习俗，并感叹人生终归尘土。这一辑既展示了乡村仪式文化，也反映了生命教育的深意。

第二辑：乡厨李梦席。以乡村人物为主角。除了石匠、塑佛匠、木匠等传统手艺人外，“乡厨李梦席”一篇尤其引人注目。文章中，作者在一次庙会宴席上偶遇多年未见的表舅李梦席。李梦席是一名退伍军人兼乡村大厨，曾因精心烹制“临安十肴”而声名远播。描述了宴席上唱戏送故人的场景，提到“雪地金花”这道菜出自李梦席之手，味道“花香带肉，素而不腻”。当作者认出正在古庙厨房忙碌的大厨是自己的表舅时，二人激动相认，并在关公像下畅饮闲聊。随后，作者回忆起李梦席年少时的经历：他擅长书法和雕刻，参军当炊事班长，退伍后因家庭成分原因失去初恋，最终凭借烹饪技艺成了西庄一带的名厨。通过这个人物，作品展现了乡村手艺人的人生轨迹、家国情怀和爱情故事，也让读者感受到传统技艺在乡村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辑：一个人的田野。以作者童年记忆和乡村劳作体验为中心。开篇写“十里稻香闻蛙叫，寨门枯暗不见君”，作者在月夜独自回到老寨门，见到古井干涸、田野荒芜，触发对童年时光的回忆。接下来的篇章详细描绘了传统农耕活动：犁田、耙田、插秧、割草和放牛等劳动场景。描写插秧时邻里互助，主人杀鸡宰鸭招待乡亲，年轻姑娘在水田中插秧时对歌，青蛙和虫鸣构成夜间交响。另一段记忆则来自童年与伙伴掏螃蟹、捕鱼、放鸭的故事，这些细节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乡村童年的欢乐与粗粝。还不时穿插家乡传说，如“滇南大土匪周呲牙的宝藏”传言，或回忆因淘气掉入古坟而生病的经历。这些叙事既充满乡土气息，又寓含对失落乡村记忆的珍视。

第四辑：人间至味红薯香。以食物和劳动记忆为核心，通过红薯（当地称“沙莜”）的栽种、收获和食用，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艰辛与温馨。描述盛夏时节，与父亲在月光下锄草理红薯藤，父亲汗珠滴在红土上，脸上却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他回忆红薯在建水的地位：“沙莜已经融入建水人的血液里，与我们的土地、文化、建水人的地域个性融为一体”。在“栽种苦乐”一节，他讲述了犁地、拢沙莜沟、挑水浇秧的繁重劳动，并回忆母亲和自己肩挑沙莜卖到西门市场的场景。在“收藏旧事”一节，他描述收获沙莜的喜悦与辛酸，记忆中有因无牛而靠肩挑“挑回家的沙莜像闪光的金子”。这部分不仅记载了食物生产的过程，更渗透着一家人通过劳动改善生活、供子女读书的愿望，体现了普通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写作风格与艺术特色

（1）诗意的叙事与口语化表达并重。马文卫的语言既有古典诗意，又不乏朴实的日常口语。在描述自己行走于山林扶贫时，他引用“潇潇山路穷秋雨，淅淅溪风一岸蒲”这样的句子开篇，以诗句渲染氛围；同时，他也会用质朴的语调讲述乡亲的葬礼和送行习俗，强调“人生终归尘土”。这种诗性与平实的结合，使作品具有情感张力和亲切感，体现了散文语言的多样性。（2）细节描写强化乡土气息。作者善于捕捉生活细节，例如白石岩村葬礼上孝男孝女抛纸钱、抬纸牛的场景；宴席上苦刺花炒肉“花香带肉，荤素相搭”；在古井干涸的寨门前，老妪挑着蒸糕脚穿碎花鞋悄走过石板路；夜晚插秧时青蛙和虫子的合唱。这些细节不仅营造出强烈的生活氛围，也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乡村社会的质朴与生动。（3）时间交错的叙事结构。书中既有作者驻村期间的实时记录，又有对童年和故乡往事的回忆，在现实与记忆之间穿梭，常常以当下的所见触发回忆，如在寨门前赏月引发对奶奶等待自己回家画面的追忆，或在吃宴席时遇见表舅李梦席而回想他年少恋情。这种交错的叙事不但增加了文本的层次，也体现了作者对时间流逝和乡村变迁的感慨。（4）人物塑造立体真实。用饱满的笔墨刻画了多类乡村人物：有石匠张福田这样的手艺传承者，他教作者先练基本功并叮嘱“不可小瞧我们的行当”，呈现匠人精神；有乡厨李梦席这样兼具军人和厨师身份的人物，其一生在烹饪、爱情、战场与乡村家庭责任之间起伏，被塑造得有血有肉；还有苗中送葬队伍的叫魂婆、操办宴席的大厨、挑水浇秧的父亲和母亲等普通村民，这些人物通过简短的出场就彰显了乡村社会的多元与温暖。（5）从个体故事映射集体记忆。作品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它通过个体经历折射出整个地方的记忆和文化。例如，写父亲在月光下汗珠滴落的场景，流露的是旧时农民对丰收的朴素喜悦和对土地的深情；写母亲挑红薯去卖以供子女读书，则折射出乡村家庭对子女教育和未来的投资。这些故事引发读者对代际传承、乡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共鸣。

文学作品的传播性

《怡里手札》不仅是一部散文集，也是一个具有传播价值的文化文本。它通过多种方式将乡村振兴的理念和乡土文化传递给更广泛的社会：（1）题材贴近现实，易于引发讨论。与宏大叙事的政策文件不同，本书从基层出发，通过真实的生活细节反映乡村振兴中的具体实践、困境和希望。例如作者与村民一起挖菌、收甘蔗、观看送葬仪式，读者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乡村政策落实后的变化和仍存在的问题。（2）跨媒介传播。据作者早期公布的部分初稿和网络社交平台稿，该书在正式出版前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特别是在“乡村振兴生态农产品（消费扶贫）”等群和文化活动中得到关注。此外，作者的驻村经历和书中内容常通过座谈、采访及社交媒体分享，使书中故事在不同平台得到解读和讨论。这种“先圈层后大众”的传播路径，为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奠定基础。（3）唤醒都市读者的乡土记忆与文化认同。书中关于农耕、手艺人、乡宴和家族情感的描写，容易勾起城镇读者对祖辈生活的记忆，引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共鸣。这种情感认同有助于缩短城乡文化差距，使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议题，更是一场文化运动。（4）激发社会关怀与行动。通过生动的叙事展现了乡村振兴中的困难与努力，如扶贫工作者克服孤寂和艰苦生活，为村民提供帮助和教育；母亲为支付学费挑红薯去卖的故事呼吁人们关注农村教育。这些故事具有启发性，促使读者反思社会责任，关心乡村发展，并可能激励更多人参与公益或政策讨论。

作为一部扎根乡村现实的散文集，《怡里手札》以多视角、多线索的叙事结构，讲述了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地区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作品的主题涵盖扶贫经历、乡村手艺、农业劳作、饮食文化与家族记忆，展现出乡土社会的丰富层次。写作既有文学性，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细腻的叙事与大量生活细节，让读者感受到乡村振兴背后真实的人和事。与此同时，作品通过初稿、电子版和社会活动进行传播，促进了乡村文化与振兴理念的广泛讨论。作为传播学研究对象，《怡里手札》提供了一个从文学角度理解乡村振兴传播路径的独特案例，为后续探讨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

《怡里手札》的社会影响与不足

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乡村社会的现实困境与温情瞬间，作品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然而，这部散文集在写作视角和结构安排上也存在一些局限。以下结合书中的具体情节，对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及不足之处进行分析。

社会影响：唤起对乡村振兴的关注与共鸣

凸显乡村凋敝与人口流失问题

通过生活化的细节揭示了乡村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外流的现实。在题为“扶村志”类的篇章中，描述了村长杀羊办席时，全村只有老人和中年妇女凑成两桌酒席，孩子都进城读书，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守山种地。这一段真实地反映了撤点并校和劳动力转移对山村带来的沉寂，引发读者对乡村人口结构和教育资源不均的关注。

传递扶贫工作者的奉献与坚守精神

作品大量篇幅记录了扶贫工作者在扶贫道路上的艰辛与付出。回忆2017年起深入田间地头，冒雨走村串户，夜宿农家，为贫困户送鸡苗、干活、商讨产业发展方案。他还记录自己一个人在山上感受孤独，在大雨夜晚吹口琴抚慰心灵的情景。这些故事展现了扶贫工作者“风雪夜归人”的形象，强调了基层干部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肩负的责任，也呼吁社会理解他们的辛劳。

激发城市读者的同情与公益行为

书中多处描写与志愿者为贫困家庭提供帮助。例如在“爱心记”中，他带着志愿者团队驱车上山，为困难群众捐赠物资，安慰孤寡老人，并分享志愿者握着老人手不愿松开的动人场景。还讲述了一位营养不良的女孩在志愿者帮助下接受治疗、重新露出笑脸的经历。这些细节容易引发读者的共情，促使更多人参与公益捐助和志愿活动，对提升乡村儿童的教育与医疗条件具有积极作用。

弘扬乡土文化与生态记忆

除了扶贫故事，作者还记录了村庄的传统仪式、民间故事和自然景观。例如白石岩村送葬队伍抬着纸牛、水牛绕村告别的场景，露天电影《少林寺》播放时妇女们吟唱《牧羊曲》的镜头，以及老人围坐老树讲述村史的画面。这些描写帮助读者了解乡土文化的魅力，唤醒对民俗记忆的保护意识。作品强调在乡村振兴中应重视文化振兴，尊重农民主体性，而不仅仅关注经济数据。

引发公众对乡村治理和政策支持的思考

通过个人视角的记录，作品折射出乡村振兴中的政策难点。在“扶贫难事”章节中描写自己驾驶旧车翻山越岭时遭遇山路险峻、车辆故障和同事晕车的窘境。这种切身体验提示人们改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和基层物资供给的重要性。此外，作品提到志愿者向贫困村落捐赠衣架、衣服和书籍，让村民的家居环境和学校图书室得到改善。这些故事让读者意识到，乡村振兴需要社会力量参与，也需要政府在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作品的局限与不足

叙事重个人体验，缺乏宏观视角：《怡里手札》的最大特点是以第一人称记录扶贫与驻村日常，这种个人化的叙事让文本极具温度，但同时也局限了其社会分析的深度。主要关注自己所见的村庄和人物，对乡村振兴的宏观背景、政策落地情况和多样化的乡村样态缺乏多视角呈现。部分篇章过于细碎，整体性不足：作品由四辑散文组成，各篇之间关联不强，虽然都围绕乡村主题，但缺少一条清晰的主线。若能在章节之间建立更明显的逻辑纽带，如围绕产业发展、教育改革或文化保护分设专题，作品的结构会更加完整。情感表达强烈，可能淡化问题的复杂性：作者擅长用抒情语言描写乡村风景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阅读过程中容易被其真挚情感打动。然而，过于强调温情也可能模糊问题的严峻性。例如在讲述扶贫暖心事时，突出志愿者和村民的感人互动，但对贫困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以及长期解决方案着墨不多。缺少多元主体的声音：书中主要讲述作者个人与少数村民的故事，对政府工作人员、专家学者、返乡创业者等不同主体的声音呈现不足。若能让更多角色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观点，作品的视角会更加丰富，也更具公共性。部分描写可能过于理想化：作品在描写乡村生活时，经常以诗意的语言强调土地的美好、村民的善良和文化的朴素，例如夜晚坐在村中大树旁听妇女唱古老歌谣，或者感叹“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种理想化的笔调固然具有美学价值，但容易让读者忽视乡村的残酷现实。在当下乡村振兴的语境中，仅凭诗意描写难以推动对复杂问题的理性讨论。

《怡里手札》以朴素的文字描绘了一个山区村落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过程中经历的艰辛与温暖，通过真实的生活片段唤起公众对乡村的关注与爱护。作品让读者看到扶贫干部和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展现了乡村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社区纽带，对推动城市读者理解乡村、参与公益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作为一部兼具文学与记录性质的作品，《怡里手札》仍有提升空间。建议作者在后续创作中：（1）加强宏观视角，从政策、产业和社会结构等层面对乡村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避免过于依赖个人感受；（2）优化结构安排，使各篇章之间形成清晰的逻辑关联，增强作品整体性；（3）在情感表达的同时加入更多理性思考，平衡诗意与现实；（4）拓宽人物视角，引入政府干部、返乡创业者、教育工作者等多元主体的声音，使故事更加立体。通过这些改进，作品将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播的作用，促进对乡村振兴的深入理解，并为社会各界参与乡村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思考和启示。当然，以上不足的原因不仅仅是作者对作品整体框架构思不够周全，也受作品体裁等因素限制，或许也像军旅作家闫连科所说：“我的作品只会反映社会现实，我改变不了现实，但现实可以改变我的作品”。

结语：

《怡里手札》在云南乡土和扶贫实践的背景下，以散文的形式交织个人经历、历史记忆和现实困境，是一部兼具文学性与社会性的作品。马文卫在开篇便自号“马布衣”，立志以诗酒记录乡村旧事，并将行走乡村视作一生的使命。这种自我定位决定了作品既是文学创作，也是田野笔记；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社会历史的见证。

文艺与实践的互补。将文学创作与乡村振兴实践有机融合。作者既是扶贫干部，也是文化记录者，作品既为读者提供感性化的乡土图景，又以第一手经验揭示了精准扶贫的艰辛。通过描写村庄人口凋敝、老人与志愿者之间的温情互动以及社会力量捐助的暖心故事，作品促使城市读者重新关注农村，理解到乡村振兴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富裕，更包括文化、教育和尊严的重建。这样的文艺实践互补，为当代散文在社会转型期的参与方式提供了示范。

记忆与反思的力量。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反复强调记忆的重要性。作者回忆与父亲在月光下劳作红薯地的场景，感怀“思想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表达了对家庭劳作经验的珍视与对生命活力的赞美。书末在“姻缘树”下感叹“人面不知何处去，玉荷依旧笑春风”，反映了乡村景物与人物命运的变迁，以及对逝去时光的惆怅。通过这些记忆，作品启示人们珍惜眼前人与事，提醒我们乡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具体的生活场景、伦理关系和文化记忆构成的复杂空间。读者在感受诗意的同时，也被引导思考乡村生态破坏、人口流失背后的社会原因，从而唤起反思与行动的力量。

对文学与政策的启示。文学可以为政策提供情感支撑和文化解读，书中不仅描绘扶贫工作的艰辛与温暖，还通过细节展现政策落地时面临的实际挑战，如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匮乏以及产业发展困难。这些内容可以为乡村振兴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提供来自基层的真实反馈，提醒他们在制定措施时充分考虑地方实际。此外，作品中关于乡土文化保护的呼吁，也为文化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阅读《怡里手札》，公众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工程，更是社会文化工程。

回望《怡里手札》，我们看到一位作家怎样用文字延伸乡愁、用行动践行责任，看到散文在描绘乡村之美的同时发出了改变现实的声音。作品结尾慨叹青山依旧、故人难寻，这一份惆怅正是对乡村记忆的珍重，也是对未来的呼唤。愿有更多文艺创作者与实践者走进乡村，用笔、用心、用行动去记录、去守护、去建设，让乡村既有人间烟火，也有诗意远方。（通讯员：徐龙云、李萍）

参考文献

[1]马文卫：《怡里手札》，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25年10月。

[2]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 (2021-02-21)[2025-10-13].

署名：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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