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周淑文

一、引言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自刊行以来，即被视为汉传佛典之“最后写定本”。然写定未必定于一尊，反因汇聚宋、元、明、宫、敦煌、高丽诸本，遂成异文渊薮。昔年陈援庵先生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已叹“正藏异文，散若星榆，非通录无以见其会通”。王闰吉、康健、魏启君三君新编《〈大正藏〉异文大典》（以下简称《大典》），穷十年之功，一以贯之，遂使星榆成图，其学术史意义重大。

二、编纂体例与材料规模

《大典》第一册收字头 6 885 个，异文 9 200 组，用例 79 273 条，凡 150 万言。其体例可概括为“五统一”：

底本统一。以《大正藏》铅印本为经，不以 later photolithographic reprint 淆乱行款；

校本统一。择定《卍正藏》《金藏》《碛砂藏》《高丽藏》《敦煌遗书》等 13 种为对校，不漫引无根之本；

符号统一。异文符号采 ISO 10646 编码，一字一码，杜绝旧日“□”“■”之歧出；

语境统一。每条异文均截取其最小语境（不少于 7 字，不多于 31 字），并标注经号、册次、页栏，俾便数据库反向检索；

标注统一。凡形讹、音讹、义讹、通假、俗写、方言、译音，各以不同符号系之，使读者一目了然。

由此，昔日“异文”一词之含混性，遂被分解为可计量、可验证、可统计之“单位语料”，此实为汉语历史语料学之新突破。

三、音义关系研究之新维度

佛典异文最足宝贵者，在于其“时间—空间—文本”三重坐标清晰：同一经论，往往有 4—6 世纪之凉州译本、6—7 世纪之长安译本、8—9 世纪之吐蕃译本，复加宋刻、元刻、高丽刻之层层校改。由此构成之“共时—历时”交叉网络，为观察汉语音变、义变、形变提供了天然实验室。

《大典》于此有三重贡献：

形音对应。如“薩埵”之“埵”，《高丽藏》作“??”，敦煌 S. no. 2071 作“??”，皆从“垂”声，可证唐五代西北方音知组读近端组；

义音互动。如“涅槃”之“槃”，《碛砂藏》或作“槃”“盤”“般”，音同而义界不变，可见“音转义不转”之原则；

俗字谱系。如“菩”下收异体 23 形，上起北魏《太和造象》，下迄五代《字宝碎金》，可据此建立“菩”字之“微观字形谱”，为汉字学增添“quantitative paleography”之维度。

四、数字人文与研究生培养

《大典》已同步发布“开放异文数据库”（CC BY 4.0），提供JSON／XML双格式，内嵌13种元数据。研究生可据此展开：

批量字形聚类。以t-SNE降维可视化，观察唐宋间“艹”头俗写之扩散路径；

音义网络建模。利用Neo4j图数据库，构建“异字—同音—同义”三元组，检测“音近义通”之统计显著性；

机器学习校勘。以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模型，自动判别待校经文之“讹”“俗”“通”三类标记，F1 值已达 0.87。

以上实践，使传统“校雠学”一跃而进入“算法校勘”阶段，其方法论示范意义，远超出佛典研究本身。

五、辞典学与疑难字考释

《大典》所录异文，有诸多字形未被《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收载，其中不少字形已逸出《中华字海》之外。例如：

“??”：见于《大正藏》T. 1456 〈大悲经〉，为“悯”之增意俗字，从心，閔声，复加“文”符以足意；

“??”：见于T. 212《撰集百缘经》，为“齧”之会意重构，从齒，??声，可补《说文》“齧”字之阙载。

此类字形，非徒增《通用规范汉字表》外之“溢出字”，更可为汉字构形学提供“动态六书”之新案例。

六、结语：作为“新语文学”之基石

十九世纪欧洲“语文学”（Philology）以经典校勘与语言复原为核心，然其缺陷在于“单线演进”与“欧洲中心”。今日《大典》之问世，实已昭示“新语文学”之可能：

多异文平行。同一语句不同版本的异文并置比对，材料翔实，数据丰富；

大数据驱动。百万级异文不再是“例不十，法不立”，而是“例过十，法自现”；

反向影响辞典学：使“字—词—义”之静态描述，转为“字—词—义—文本—时代—地域”之动态网络。

王、康、魏三君以此巨编，为汉语史研究树立新基准；而其所开放之数字资源，更为全球佛教文献学、汉字学、数字人文提供了可不断增殖的“学术公器”。倘能循此路径，则未来十年内，完成“汉文佛典音义知识图谱”之宏愿，殆可指日而待。

郑重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